母爱是一首歌

——写在首个“中华母亲节”里

曾亚平

我的母亲和世上所有的母亲一样，善良、贤惠而又坚强。她的一生是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在艰难的跋涉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的。而今，她虽已步入古稀之年，却仍在尽一个伟大母亲的应尽之责。

母亲在十七岁那年和我父亲结婚。当时父亲在离家四十多里的一所学校当校长。结婚的第二天，父亲就一病不起，在家躺了一个多月。父亲的病稍微有所好转的时候，我唯一的伯母提出分家。那时的农村，兄弟成家后分家是很常见的事儿。在生产队干部的见证下，父母亲分得了一间偏屋，祖父母一边一个，祖母由父母亲养老，什么家什都没有，还是外公一担挑来了家用具，一个小家庭就这样开始了生活。祖父分到伯母家后，没过几天就吵起了架，经常被指桑骂槐地数落。在家养病的父亲实在看不过眼，就和母亲商量，又通过生产队干部把祖父接了过来。在以后十八年里，母亲先后生下了哥哥、我和弟弟。由于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加之每年都要住院治病，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既要照顾二老、抚养三个孩子，又要在生产队做工挣工分。那时的工分就是全家一年的收入，分米分油分柴和年终分配都与工分挂钩，母亲一人没日没夜地做工，还是改变不了家大口阔、年年超支的局面。

七十年代初，我已开始记事了。记得有一天深夜，我们都在睡梦中，突然一声巨响，把全家人都惊醒了。母亲披衣起床，端着油灯到处查找，结果发现里屋的横梁断了。那一夜母亲再没有睡下——她怕屋倒了。鸡叫时分，她叮嘱哥哥不能睡觉了，照顾好爷爷婆婆和我。哥哥问母亲到哪里去，母亲说，屋会倒，找爸爸商量做屋的事。说完她就钻进了漆黑的夜里。

在以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母亲到处借钱借粮，请人平屋场，备材料。凭着仅有的五十块钱和八十斤大米做起了四间大砖瓦房，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

三年后，我的弟弟出生了。他一出世，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这样的病治不好，母亲说，他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呀，不能让他白白地死去。他在世四年半，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母亲怀抱里度过的。那时，哥参加了工作，我还在读书。白天，母亲要下地挣工分，靠年迈的婆婆照看着弟弟，晚上由母亲搂着过夜。弟弟夜间发病是常有的事，母亲总是提心掉胆过日子。弟弟离世的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四，处理后事的亲友都到了，可母亲仍抱着冰凉的弟弟哭得死去活来。

１９８１年秋天，我接到了中专入学通知书。我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正在田里做工的母亲。乡亲们都为母亲感到高兴，说这是生产队里第一个考出去的学生。可母亲在暗暗流泪。那一刻，我读懂了母亲的泪水，那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无论春夏秋冬，母亲都在星期一赶早为我送菜，学校离家有十二里地，她到学校时，我们刚起床，她又赶回家参加生产队里劳动。母亲一年的辛苦终于换来了我的入学通知书，她觉得值得！

欢欣还没有结束，又一噩耗险些将母亲击垮。第二天早上，县政府办公室通知母亲赶快到县医院，父亲又病了。母亲来不及收拾，到县医院时，领导、医务人员都在场，他们把母亲叫到医生办公室，非常婉转地告诉母亲，父亲已到肝癌晚期，最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母亲没有任何言语。当母亲再次进入病房时，她脸上含着微笑，略带长途奔波后的一点儿疲惫。从那时起，母亲一直陪伴父亲走过人生最后的三十九天，从未离开过一步。

父亲的丧事是县政府主办的。我从学校回家到父亲安葬，没有发现母亲流一滴泪。事隔很久后，我的舅舅才告诉我——你妈当时不哭，是怕婆婆和你们伤心，你们走后，她在你爸爸坟上痛哭了七天，不管什么人都劝不好。那年，我母亲才四十五岁。

从那以后，母亲和婆婆相依为命。农村实行责任制后，我们没有再要母亲下地劳动。哥哥和我的工资收入基本能够满足母亲和婆婆的生活需要。母亲告慰我们，你们好好工作，家里的事情有我在，少操心。就这样，母亲一人照顾婆婆十二年，直到婆婆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