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江民歌继承了楚歌音韵清切，哀婉凄绝的风格，如《嚎丧歌》：“我的天啦，我的老子啊！”，用长长的“拖板”（枝江方言），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的唱腔，将失去亲人，痛不欲生的悲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也有开拓创新，如宜昌、恩施两地广为流传的民歌《龙船调》：“正月里是新年啦，咿哟喂！妹娃我去拜年啦，哟喂！金啦金儿嗦，银啦银儿嗦…”就是用长长的“拖板”，轻快活泼、略带戏谑的唱腔，表现青年男女之间以歌传情的情形。

三是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东晋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时序》篇中说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风》乐不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说明每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情况对文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我国民俗的发展、演变看，枝江的村落经济属于以水稻种植业为主，以渔猎、畜牧为辅的交叉复合体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枝江是一块古老的土地，枝江的关庙山，曾与陕西的半坡村、浙江余姚的河姆渡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枝江的村落经济复合体雏形已初见端倪，这种村落还是处于散居状态，而到西周晚期的遗址增多，西周晚期至战国的楚人邑聚遗址，则较为密集。但文化沉积层不足一米，也显示了当时人们居住的不稳定性。《诗经·召南》中收录的民歌《江有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江有汜》所吟唱的内容是一个外出的官吏或商人在做客的地方娶妻，回乡时抛弃了这个女子。女子愤闷、忧郁便唱出了《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沱》三章安慰自己。居住的不稳定性加之当时妇女特定的社会地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则带给她们的痛苦更深。《诗经》中收录的这类弃妇诗也屡见不鲜，像《诗经·卫风》中的《氓》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诗中的女主人以纯洁诚挚的心追求爱情和幸福，但她没有得到，负心的男子骗取了她的财物，也骗取了她的爱情，结婚才只有三年，她就被遗弃了，由此，《江有汜》中的女子被其丈夫抛弃的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秦汉时期，枝江豪强庄园经济空前发展，豪强贵族自筑坞堡形成庄园经济，除经营农业外，兼营手工业、畜牧业和渔猎等。豪族拥有部曲（家兵）和附近农民。这种庄园经济，多采用集体劳动的形式，即使后来有分化。人们在一起劳动，为了协调动作、鼓舞情绪、减轻疲劳，便根据不同的工种，口编了不同节奏、音调的号子，《打硪号子》、《连枷号子》、《推磨号子》等。

由于枝江紧邻政治经济中心江陵，各方面都受到影响，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聚集了一批人才。本世纪６０年代，云南昭通后海子中寨发掘了霍承嗣墓，墓中墨书题记祥载了他的籍贯是“荆洲南郡枝江”和所任官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枝江令”。墓中壁画内容体现了他在汉夷文化交流方面的重大贡献，东晋南朝时期，一批文人和宗教人物隐居在百里洲，如刘宋时的刘凝之、南齐时的刘虬、刘之遴、刘之亨父子、陆法和等，他们在洲上苦读，有的后来施展了政治才能和文才。荆江沿岸的自然风光受到文人墨客的吟颂。诗人张说对传说中的枝江楚怀王墓写下了怀古诗，崔涂的《泛楚江》写出了文人避世的心态。张籍的《送枝江刘明府》写道：“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惟闻唱竹枝”。荆江之首的枝江也是古代民歌《竹枝词》的家乡。所以说，枝江政治经济的发展，不仅为枝江民歌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素材，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较好的人文环境。

（二）

枝江民歌，属“南音”，是典型的楚地民歌，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古话叫“乡音难改”，民谣有云：“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音”，“锣鼓不出乡，各是各的腔”等说法。可见甚至在不同乡镇之间，其方言和民歌也有不同色彩，这固是很极端的例子，但也表明民歌色彩是与地区结合而体现的，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根据地理面积不同，民歌色彩可相应划分为多个层次的色彩区来加以确认。一般规律是，区域面积越大，民歌的个性色彩越鲜明，差异越彰显；反之，则个性色彩越模糊，差异越细微。从大的范围来看，枝江民歌属“南音”，其色彩丰富，或具南方韵味，或带北方风味，或有西南巴蜀风采，或染下东吴音韵，境物变迁，音乐亦异其趣，真是五光十色，绚丽缤纷。从小的范围来看，枝江民歌又属鄂西南民歌。鄂西南即指今宜昌与恩施两地区。全区山峦重叠，峡谷纵横，地势险要，交通不便，语言统一，属西南官话区，与川东方言无异。在宜昌和恩施两个地区都流行着一首民歌《龙船调》，两地唱词都一样，但因地方文化不同的影响，旋律形态如调式、旋法音调等都相应形成了不同样式。《龙船调》原为鄂西土家民歌，在土家族多以轻快活泼、音色清畅、音调高昂的山歌唱腔传唱，而在枝江地区则加进了枝江民歌的“拖板”（枝江方言）腔，加之枝江紧邻荆洲地区，音调以“大宫音调”为主，所以声腔华丽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