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田纯官跟在区长的屁股后面，一个劲往红渔寨爬。区长是南下干部，东北人，胳腮胡子，人高马大，粗声大嗓，一边往山上爬，一边吆喝后面的区政府通讯员田纯官跟上。不时有背着竹背笼、叼着旱烟袋的农民从对面走来，好奇地打量着田纯官腚边的盒子炮。

田纯官是初中毕业生，1949年从恩施中学毕业后，因供他上学的舅舅跑到台湾去了，断了学费来源，便辍学回到红渔寨，正赶上解放了，区政府需要文化人，被挑去当通讯员，其实就是干些接听电话、油印土改宣传小报、给区政府干部打开水之类的杂活。这次区长到红渔寨去开万人大会，叫上田纯官带路。田纯官自然十分乐意，一来可以回家看看寡居多年的母亲，二来还可以看看毙人的场面。

满山遍野的石头，把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被掰掉包谷砣的梗子象散兵游勇伫立在田地里，山风吹过，瑟瑟作响。坡上，田边的木架子吊脚楼已冒出了一股股青烟，性急的人家点起了煤油灯盏，远远望去象只只萤火虫。路边农户的看门狗见有生人过来，狂吠不止，引来附近的狗们一阵附和，煞是热闹。

“小田，这些狗是在欢迎你回家呢！”区长笑着说。

    “山里的狗怕生人，尤其是怕当大官的。”田纯官知道区长很喜欢他，常与他开玩笑。

    “到老家来开大会，要大方点，别像个娘们羞羞答答的，明天由你来喊口号。记住，声音要宏亮，要有气势，要把穷人解放的高兴劲喊出来。”

    “嗯，您放心。”

    说话间，已到了贫协组长的家。贫协组长和其他十家根子户都集中在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座落在一个四面缓坡的盆地里。从青石板的台阶拾级而上，院门两边有一对张牙舞爪的石狮子。院坝用石碾子压过无数遍，光洁、平整，中间有一个石头砌的天井，下雨天从屋顶流下的雨水顺着院坝流入天井，排到院外的水塘里。整个四合院都是木制的，上等松木架子，一色水杉木板壁，窗棂、门板都是木雕，浮雕、阴刻、镂空多种技法并举，蝙蝠、寿桃、鲤鱼、花鸟栩栩如生，一道道山漆刷过，虽经岁月风尘侵蚀，仍光泽鉴人。

这是当地大地主宋乐之的四合院，不久前才连同50多亩良田分给了十户贫雇农。

宋乐之和儿子宋典被五花大绑，拴在榨坊的石碾架子上。宋乐之这时正犯大烟瘾，鼻涕和着泪水在山羊胡子上牵着线流，耷拉着睑袋一声不吭。宋典到底年青，虽然当国民党区队副时耀武扬威，无恶不作，但听说明天就要被杀头、吃铁花生米，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区长和田纯官一进榨房，宋典猛然一惊，随后便抽泣起来。他认识田纯官，以为现在就要行刑了。

“哭什么哭！没有出息的东西，脑壳掉了只有碗大个疤，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宋乐之喝斥道。

“宋乐之，死到临头还这么顽固，你杀害地下党员，为国民党特务充当联络员，欺压百姓，死有余辜，猪脑壳煮熟了牙吧骨还硬。明天送你上路，还有什么话说？”区长呵斥道。

    “成者为王，败者寇。没有什么话说，只是我的女儿宋婉儿她娘死得早，往后就是孤儿一个，请政府不要难为她。”

区长笑笑说：“共产党不搞株连九族，你女儿是个学生，没有罪，她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

万人大会边的田埂上，宋乐之、宋典在两声枪响后，带着已炸飞半边的脑袋，重重倒在地上。宋婉儿用独轮车将父亲和哥哥的尸首拖到山上草草掩埋后，住到四合院外原来自家长工们住的窝棚里。

月光透过棚顶上的裂缝照进窝棚，一只火炉，一口铁锅，一口上学时装衣物的皮箱，一瓦缸包谷籽，一把锄头，这就是她的全部家当。衣服要自己洗，包谷籽要借别人的石磨磨成粉才能吃，每天还要扛起锄头与其他地主子女去山上开荒挖地。这些苦她都能吃，最难受的是没有亲人，没有亲情。在红渔寨唯一认识的成年人就是田纯官了。在恩施中学是同校不同班的同学，每年上学爹派人用马匹送她，田纯官在后面跟着步行，走上一段路，宋婉儿不顾牵马的伙计反对，硬让田纯官骑上一会。几年下来，俩人心中不知不觉都有了一层依恋之情。可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是被镇压的地主的女儿，一个是共产党区政府的干部，中间一座大山，恐怕一辈子也翻不过去。